佛山市的洋公务员

阿比•赫弗比桑托晚两周入职佛山市投资促进局,她表示自己经历了一段艰难旅程:“我们入职时刚好赶上中国开始反腐运动,因此对新方案的审批过程非常缓慢,我们除了要适应在中国政府工作时会遇到的官僚作风挑战,还要适应这一点。”

大量文书工作令他们的工作进展极其缓慢,但佛山市政府对他们抱有很高的期望。赫弗说:“完成与一家新的外国投资者的谈判要两到三年,但我们的合同只有一年。我们加了很多班。”

中国的互联网限制成了另一难题。中国封锁了Facebook、谷歌(Google)和Twitter的访问,而这些都是接触国际投资者的关键工具。像其他许多外籍人士和中国人一样,他们采用虚拟专用网(VPN)解决了这一难题。

互联网难题凸显了这些顾问们经常要面对的窘境:被要求多多的外商和仍然非常神秘的体系夹在中间。德国企业家彼得•黑利斯(Peter Helis)表示:“桑托等人的位置很难做,但在他们的帮助下,与政府打交道变得容易许多。”彼得•埃利在中欧服务中心(Sino-European Services Centre)经营一家投资顾问公司,佛山市为吸引高科技公司建立了这座漂亮的新工业园。

中国多个城市已派人学习佛山经验。工业城市中山市(佛山市的竞争对手)的一名高官在一次投资者会议上,甚至想挖走这些外国公务员。赫弗说:“他当时说,‘你们在佛山的工资是多少?我们能给更多。’”

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(Univers­ity of Canterbury)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安妮-玛丽•布雷迪(Anne-Marie Brady)将佛山市这几名顾问比作19世纪时中国的买办,他们为向中国人出售鸦片和其他商品的英国贸易行充当中间人。布雷迪说这是个“难做的角色”,她著有《洋为中用》(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)一书。

佛山市的这几名“洋顾问”觉得这份工作让他们学到很多,既为这座城市作出了贡献,又有助于自己的职业发展。但他们也承认要等到若干年以后,才能看到这一实验对佛山及其他城市是否产生了持久影响。

赫弗拿出另一本关于中国历史上外国顾问的著作——史景迁(Jonathan Spence)所著的《改变中国》(To Change China: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,1620-1960),她改述作者的结论道:“风险在于,我们来此是为了开拓中国,可到头来却为中国所利用。”

译者/彩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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